加強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

黨的二十大提出，“構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”。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部署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任務時強調，“加強稅收、社會保障、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”。這些要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，有助于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與普惠性、基礎性、兜底性民生建設更好銜接起來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、顯著縮小收入差距，既是“十五五”時期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的階段性要求，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、促進共同富裕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更長期目標。與此同時，改善收入分配還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，破解經濟增長的需求側制約。

改善收入分配面臨的緊迫任務

得益于扎實穩固的民生保障和改善、脫貧攻堅戰略的實施以及成果的鞏固拓展，我國收入分配狀況得到明顯改善，為黨的十八大以來共享發展的成效作出貢獻。20世紀80年代初到21世紀第一個10年末期，即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，居民對改革開放和發展成果的分享，主要靠的是經濟增長帶來的做大“蛋糕”效應，同時收入差距有所擴大。例如，反映城鄉差距的收入比率（以農村居民收入為1），從1982年的1.98提高到2007年最高點3.14；反映城鄉居民整體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，從1982年的0.285提高到2008年的最高點0.491。在達到最高點之后，隨著一系列改善收入分配政策的實施，城鄉居民收入比和基尼系數分別下降到2024年的2.34和0.465。

黨的二十大指出，“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”。按照這一要求，實質性縮小收入差距仍然任重道遠。改善收入分配面臨的現實任務，是有效緩解居民收入的增長壓力，補足民生保障的短板弱項。一般認為，城鄉收入差距至少要在2.00以下、基尼系數要在0.4以下，才能表明一個社會具有比較均等的收入分配格局。

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兩個指標看，近年來發生了一些趨勢性變化。在統計意義上，城鄉收入差距是整體收入差距的一個組成部分，整體收入差距分別由城鎮內部收入差距、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和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構成。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末收入差距達到最高點之前，城鄉收入比率的變化同基尼系數保持高度一致。在收入分配得到改善、兩個指標均開始降低之后的時期，一方面，城鄉收入差距的降低幅度更大，且保持持續降低的趨勢，表現之一便是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始終快于城鎮居民收入；另一方面，基尼系數降低幅度相對小，在降低到2015年0.462的最低點后，便處于徘徊的狀態。相應地，城鄉收入比同基尼系數的變化軌跡出現分野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，不再以同樣的程度帶動整體收入分配的改善。

如果城鄉之間和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縮小幅度，均大于整體收入差距的縮小幅度，意味著城鎮內部的收入分配改善相對滯后。聯合國大學發展經濟學研究院的數據，印證了中國收入分配的這種分化趨勢，也支持由此推論出的相關結論，更直接給出了城鎮內部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的數據依據。例如，從2015——2020年期間的基尼系數看，全國和農村分別降低了3.9%和5.0%，城鎮提高了1.4%；帕爾馬指數（最高10%家庭與最低40%家庭的平均收入比率）全國和農村分別降低了6.4%和6.8%，城鎮提高了3.9%。近年來，城鎮收入分配改善不明顯的情況，與結構性就業矛盾，特別是自動化沖擊崗位和平臺就業權益保障不充分，均有密切關系，如果不能良好應對，人工智能的廣泛滲透不可避免會進一步加劇這種局面。

更加突出再分配政策的必要性

改善收入分配，需要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第三次分配同時發力、協調配套。誠然，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、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、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等重要目標，都需要在初次分配領域發力。然而在更短的時間區間達到共同富裕方面的更高目標，僅僅依靠初次分配領域的相關機制則力有不逮。作為一個規律性的趨勢，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時期，特定的分配領域面臨更突出的短板，需要與時俱進地改變政策優先序。當前，再分配領域應該被賦予更為優先位置。因此，從“十五五”時期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，加強再分配的作用是突出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的必然要求。

勞動力市場兩極化以及收入差距擴大，實際上是一種市場失靈現象。在經濟發展和生產率提高的過程中，資源需要靠要素市場化配置，勞動力要素也不例外?！皠撛煨云茐摹笔翘岣咭嘏渲眯实谋匾獧C制，而創造性和破壞性通常是相伴而生、相反相成的。一方面，勞動力市場本身并不會自動產生促進生產率分享的“涓流效應”，在那些處于技術創新前沿的行業就業、技能符合市場需求的勞動者從創造中獲益的同時，在低生產率行業就業、技能與技術進步不相適應的勞動者，則在破壞中成為受損者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勞動力這種要素承載于人本身，不應像其他物質要素那樣被“市場出清”或“破壞”。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保障網建設，以及具有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，是矯正勞動力市場失靈的必要制度安排。

在人工智能發展和應用這一顛覆性技術進步中，創造性與破壞性并存的性質表現為對勞動力市場的“雙刃劍效應”。一方面，新技術可以大幅度增強勞動者的能力，使其從事以前不能勝任的工作任務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人工智能具有就業創造的功能。另一方面，旨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技術應用，往往會導致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要素投入減少，產生就業破壞的后果。在技術進步和結構變革過程中，就業創造和就業破壞都不可避免，只要就業創造大于就業破壞，就可以取得積極的初次分配效應。例如，在2012——2024年期間，中國城鎮累計新增（或毛增）就業崗位1.67億個，其中有累計5300余萬個崗位流失，累計凈增就業崗位1.13億個。人工智能將前所未有地提高生產率，也難免前所未有地沖擊就業。對于勞動者個人來說，無論具有怎樣的教育背景，都可能遭遇就業沖擊，必要的選項是從再分配領域入手，進行普惠性的社會保護。

迄今為止，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仍然高于0.4，說明初次分配不足以完全消除收入差距。放棄“涓流效應”的幻想，必然要求確立影響收入分配的政策取向，從加大再分配力度出發，完善社會政策和推動制度建設，形成分好“蛋糕”的機制。大多數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（OECD）國家，素以通過再分配大幅度降低收入差距著稱。在進行再分配之前，這些國家的市場收入基尼系數平均為0.473，在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實施再分配之后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平均下降到0.324，意味著再分配使不平等程度下降了31.4%。智利、哥斯達黎加、墨西哥和巴西等國則是反例，由于這些國家再分配力度甚微，僅使平均基尼系數降低9.8%，使其與其他OECD國家產生巨大差別，市場收入基尼系數平均高出3.8%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則高出36.5%。

推動完善再分配功能的制度建設

改善收入分配的直接目標是縮小收入差距，更全面的目標則是縮小乃至消除生活品質差異，使全體人民更加均等地分享現代化建設的成果。再分配政策所要達到的目標和應該采用的手段，既包括調節收入分配制度，更主要地體現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上。具體來說，就是以幼有所育、學有所教、勞有所得、病有所醫、老有所養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為目標，圍繞以生育、養育、教育為核心的人口生育支持政策，以就業、保障、培訓為核心的公共就業服務，以養老、助老為核心的應對老齡化政策，以醫療衛生、社會保險、社會救助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，以及保障性住房政策等，在全生命周期中為居民提供更多、更好、更均等、更普惠的公共品。

各國現代化的一般經驗表明，如果說在較早的發展階段上，生活水平改善和勤勞致富主要依靠來自市場的私人收益的話，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，人民生活品質改善越來越大的部分，則來自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擴大、數量增長和質量提升。正如著名的“瓦格納法則”及其當代版本所揭示的那樣，一個國家的更高發展水平，通常對應著更高的政府社會性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（GDP）比重，而這個政府支出正是以基本公共服務形式所進行的再分配。例如，中國作為聯合國1990年發布人類發展指數以來，唯一從“低人類發展水平”組、跨過“中等人類發展水平”組、進入“高人類發展水平”組的國家，主要得益于高速增長時期人均GDP的大幅度提高。隨著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、中國人類發展指數的進一步提高，盡快躋身“極高人類發展水平”組，需要更加依靠教育和健康這兩個發展因素的貢獻。

這個規律也為OECD國家實施再分配政策的效果所證明。在這些國家，采取轉移支付方法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，比通過稅收達到的效果要明顯得多。例如，根據OECD官方數據計算其中23個國家的算術平均值，2018年轉移支付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，大約是稅收效果的3.5倍。誠然，中國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潛力尚未得到充分發掘，如果中國的直接稅占稅收比例與國際水平更趨一致，可通過對過高收入的調節，產生可觀的再分配效果。按照普惠性、基礎性、兜底性的要求，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夠完善，尤其是在老有所養方面存在著不少短板和堵點。通過拓展公共品的內涵和外延，更多更好地使用轉移支付手段保障和改善民生，歸根結底是調節收入分配，以分好“蛋糕”來支撐做大“蛋糕”，是實現公平與效率有機統一的重要途徑。

（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）

( 編輯：劉瓊   送簽：徐雅維   簽發：林燕 )